海洋調查如何才能產生高質量數據

　　“我們往往只聞眾多調查項目轟轟烈烈地啟動，調查船奔赴各大洋考察繼而凱旋，鮮有人關心取得了多長時序的有效調查數據，質量又如何。”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教授級高工許建平14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發問，“這些年國家海洋調查投入增加，真正產生了多少有價值的數據?”

　　多名業內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數據是花費數以億計的海洋調查成果的最終體現，合格數據更是海洋科學的生命線，沒有嚴格按照規范進行質量控制的數據只是一堆無用的數字垃圾。

　　未建立有效的調查數據質量審核制度

　　1999年，許建平和中科院院士蘇紀蘭一道，對利用各類CTD(溫鹽深)儀在南海多年調查所獲得的資料質量情況進行深度剖析發現，電子元器件老化、測量現場外界電訊號干擾等因素，都會導致CTD儀的測量誤差。

　　“我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有關人士重視。即使像CTD儀這種測量精度高、技術先進的裝備，若不能‘去偽存真’，也會帶來一些錯誤信息，導致錯誤認識。這將直接影響我國海洋調查數據在國際上的聲譽，以及業內對調查研究成果真實性的評價。”讓許建平有些遺憾的是，近年來我國海洋調查投入猛增，但對調查數據質量卻重視不夠，一直沒有建立有效的調查數據質量審核制度。

　　通常原始調查數據是不能直接使用的，需要專業人員進行數據處理、分析和質量控制，在剔除錯誤數據，消除各類誤差后才能成為研究所需的數據資料。

　　但不少數據未經質量控制被直接使用。一名從事多年海洋調查數據處理工作的業內人士和記者分享了一個真實案例：曾有一名學者準備在某個學術研討會上，就某次調查數據的“異常”進行學術討論，經熟悉數據處理的人士提醒與驗證，才得知該“異常”源于儀器校正系數失效。

　　國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研究員劉保華曾在多個場合強調，讓具備海洋調查資格的“合格人”用“合格儀器”獲得“合格數據”，并在過程中加強第三方評價。許建平則建議，探索建立追究項目責任人或任務承擔者責任的海洋數據質量審核制度。

　　低“性價比”工作導致數據質量下滑

　　“1958年首次全國海洋普查時，盡管儀器設備并不先進，但老一輩科學家發揚嚴謹的科學精神，獲得了大批高質量的觀測資料。”許建平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后期，在國際合作項目“熱帶西太平洋海氣相互作用研究”中，我國科研人員對測量儀器獲取的資料進行嚴格質量控制，獲得國際同行認可。

　　如今，我國海洋調查已從近海、河口走向深海大洋，大批高精度測深儀等水文設備投入使用，然而活躍在我國海洋調查一線的多是在讀研究生或工作經驗不足的年輕人，他們相對缺乏海上調查技術及數據處理經驗。項目負責人忙于申請項目、發表論文等彰顯個人業績的工作，對數據質量問題重視不夠。調查數據質量下滑已是業界公開的秘密。

　　在業內看來，對調查數據進行整理和質量控制分析是一項不能省略的基礎性工作。不爭的事實是，盡管處理了海量數據，但據此撰寫的論文很難發表在較高級別期刊上，難以獲得科研績效和業績認可。在現有評價體系下，海洋科研分工被打亂了。這也是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現象。

　　“作為‘原料’的調查數據不經過處理和質量控制分析變不成合格‘零件’，科學家們使用不合格‘零件’組建的‘產品’也可能‘假冒偽劣’。”上述專業人士告訴記者，目前我國一些期刊對論文中使用的數據資料并沒有檢驗通道，致使“科學”論文不科學，“虛假結論”呈上升趨勢。由于海洋調查數據共享程度低，多數情況下其他研究者無法獲取論文中所使用的數據，結論是否客觀真實很難在短期內被驗證評估。

　　灰色地帶游走的管理尷尬阻礙數據質量提升

　　無論縱向還是橫向對比，在數據共享方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試點資助的“共享航次計劃”已有不小進步。但相關人士表示，受限于數據安全保密這道紅線，目前仍不盡如人意。這也是困擾行業的通病：資料中哪些涉密、哪些不涉密，游走在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這使得數據管理并非易事。

　　“這個門檻的設定涉及國家利益和安全，但并非源于海洋調查數據的特有屬性，門檻高低說到底是一個尺度問題。”多名業內人士表示，從歷史上來看，這個尺度也并非一成不變。但如今“數據保密和安全”常常成為拒絕數據共享的擋箭牌、劣質“零件”和低檔次組裝“產品”的遮羞布，并不利于提升海洋調查數據質量。

　　2015年，國家海洋局有關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正在征求各方意見，有意給不那么敏感的海洋環境資料松綁，面向社會開放。但截至記者發稿時，條例仍未出臺。

　　相關人士呼吁盡快出臺海洋調查數據管理相關條例。此外，應建立學術期刊“論文引用數據庫”，即論文被接收時，作者應將使用的數據資料一并打包提交，這樣既方便溯源查詢，解決“虛假”結論難以識別的難題，又可以將數據作為資源積累、共享。